专访原苏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颜羽
16年前，在苏州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全球首份场内钢材期货合约应运而生。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后，以6.5mm线材为标的物的钢材期货竟成为全国成交量最大的期货品种。而率先推出线材期货的苏州商品交易所也由此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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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期货。是什么原因促使苏交所于十六年前选择推出线材期货？又是什么原因让仅仅挂牌一年的线材合约迅速摘牌？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原苏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颜羽。
线材期货：
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国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的各大主要商品交易所，竞相推出了与钢材密切相关的期货合约。事实上，全球真正意义上的首份钢材期货合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在中国诞生了。推出这份钢材期货合约的是当时在国内并不怎么起眼的苏州商品交易所。
“没有人认为苏交所能够把钢材期货做好，理由是苏州实在不是一个大宗商品的集散地。”颜羽回想起当年草创苏交所时候的场景，依然难以忘怀。
受物资部管辖、前身为苏州物贸中心的苏州商品交易所，于1992年10月12日正式挂牌成立。自成立之日起，苏交所的高层就开始寻找可以上市交易的期货品种。
对于颜羽等一批从机关里被派去筹建苏交所的人来说，一开始并不太懂什么是期货交易。“说不太懂是好听的，实际上就是完全不懂。”经过一番学习后，颜羽等人达成共识，交易所其实就是一个交易组织者，既可以组织现货交易，也可以组织期货交易。“后来我们发现，当时国际上只要是叫商品交易所的，全部都是做期货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萌生了往期货方向发展的念头。”
决定了要做期货，可是该推什么品种呢？这个问题让颜羽们颇感烦恼。
1992年5月28日，上海金属交易所宣布成立。上海金属交易所推出的主打品种是铜、铝期货，这给了苏交所的管理层很大启示。
“我们苏交所和上海金属交易所的出身差不多，第一批管理者都是来自物资系统的，所以我们比较了解的就是原材料这个领域。上海金属交易所已经做了有色金属，我就觉得我们再做有色金属至少在时间上已经落后了。于是我们就在想还有什么原材料品种可以做期货，结果一想就想到了钢材。”
当时，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交易所上市钢材期货，但在中国，钢材这个品种却很符合做成期货合约的六大特征：在发展中国家，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往往会影响到甚至领先整个物价体系，而钢材被认为是整个生产资料之首，再加之其易储藏、易标准化、交易者众多、价格波动大等特点，都很符合期货合约的特性，推出钢材期货合约成为苏交所高层的共识。
“钢材有几千个品种，我们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测算。其时国内钢材的年产量在2亿吨左右，其中线材的产量占到了1600多万吨，差不多占8％的份额。我们在物资部门工作的时候知道6.5mm线材与其他品种的价格相关性特别强，所以最终选定它为上市的标的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事后曾高度赞扬线材期货合约在中国的诞生。默顿认为，中国人“在设想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合约品种方面，一直富有令人惊奇的创新精神”。
两大巧合：
线材期货陡然做大
一开始的时候，苏交所的线材期货成交量并不大。“实际上我们1992年10月12号就开始推出线材的中远期合约，标准合约在11月、12月就准备推。虽然我们推了好几次，但是可能时机不是很对，推了几次都没有特别成功。”
直到1993年3月份，苏交所线材标准化合约才总算有了点交易量，但仍然不大。正当颜羽和她的同事们焦急不堪之时，两个意外的巧合同时发生，彻底扭转了线材成交冷清的局面。
第一个巧合是当年6月份，国务院开始了力度非常大的宏观调控。国内各大钢厂和经销商立即感到卖钢材比起之前困难多了，苏交所推出线材合约相当于是一个新的突破口，大家都不愿意放过；第二个巧合则是当年的全国钢材订货会，正好在苏州举办。
“就这两件事情，直接促成了苏交所线材期货交易的繁荣。”颜羽坦然地表示，很多人后来都说苏交所很了不起，其实在她看来，很多事情都是运气。
在所有的“巧合”都凑在一起后，线材期货的交易量从1993年的7月份起突飞猛进。当年线材成交金额达680亿元，折合成钢材约2000多万吨；1994年就更加了得，线材全年的成交金额达7000多亿，比1993年增长了10倍还多。线材合约也一跃成为全国所有期货合约中的“老大”。
热闹声中，苏交所线材期货一炮走红。
钢厂学习：
从投机亏钱到套保盈利
事实上，当时国内大型钢厂对于钢材期货的态度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最初时候，钢厂排斥期货交易，它觉得期货交易会打乱自己的定价机制。而有意思的是，国内第一个参与线材期货交易的本地钢厂，就曾经历了从亏钱到盈利的过程。
“最早的时候我们劝说他们参与期货交易，但他们的操作手法很奇怪。”颜羽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本地钢厂一开始并不懂期货。“他们觉得在苏交所里最终能真正卖掉的只是数量很少的一些东西。如果能用少部分资金把期货价格抬得高高的，期货引导现货，自己在现货交易中不就能以高价卖出更多的货了吗？”
于是，作为生产企业的钢厂不仅没有做空套保，反而以多头的身份入市交易。不出所料，没过多久就亏了200万元。
在当时，200万的亏损额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已经是非常高了。这个时候，颜羽告诉他们，你整体就做错了。
“生产企业应该以空头套保和套利为主，充分利用自己的现货基础。应该是遇到合适的价格就卖出，只要出现超过钢厂生产成本的价格、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价格就可以卖出，等到期货价格回落再做买入平仓即可。”
钢厂很快就理解了期货市场的本质。第二年，这个钢厂通过套保，一下子在期货市场上赚了2000多万。钢铁企业慢慢成熟起来，这让意在想要发挥期货市场功能的苏交所管理层感到特别欣慰。
农民团购：
期市套利者先驱
期货交易不仅仅是产业投资者的对决，没有个人投机力量的参与，套期保值者的价格风险无法转移出去。几乎没有人能想到的是，国内最早参与线材期货交易的个人投资者，竟是浙江的一群农民。
当时，改革开放15年后，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充分解放，农民的腰包也渐渐地鼓了起来。农民富裕后，首先想到的就是盖房子。线材作为盖房子的重要原料，自然成为农民求购的对象。
在这个过程中，浙江农民无比敏锐的“嗅觉”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苏交所挂牌线材交易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最后两个月除外），交割月份的最终报价都是低于同时期现货市场价格的。浙江农民研究后发现，苏交所这个地方卖的线材总是比别的地方便宜，而且质量保证，于是他们就果断地入场交易了。日后在中国期货市场呼风唤雨、江湖地位显赫的“浙江帮”由此诞生。
“事后回想起来，浙江农民的意识真的是非常超前。”颜羽承认，这些农民当时对期货的理解甚至超过了交易所。“实事求是地讲，我们那时候都没有他们理解的那么透。交易所一开始就定位于服务产业需求，根本没有认为期货还是一种金融工具。我们只觉得期货就是为现货企业提供远期避险的工具，看到的只是定价和保值功能。没想到期货的金融属性最早还是投资者自己摸索出来的，并没有人去教他们。”
继浙江农民之后，又有一些纯粹的投机客加入到期货交易中来。1993年底，管理层宣布暂停境外期货交易，失去了收入来源的期货公司将目光转向国内，把手中的绝大部分客户引向了国内期货市场。这也直接导致了苏交所个人客户数量的成倍增长。
一声叹息：
线材期货强制摘牌
1994年，我国宏观调控进入高潮，各级政府纷纷把抑制通货膨胀列为首要目标。而钢材期货的存在，则不幸被认为是推高价格的“元凶”。
当年全国共有11个交易所先后上市线材期货，其中，苏交所占全部成交量的85％，天津交易所占11％，剩余的交易所瓜分4％的份额。有部委认为，全国的钢材价格已经失去控制，原因就在于线材期货的存在。
“这种想法在今天看起来没有道理，可是当时却成为摘牌线材合约的重要理由。”颜羽遗憾地表示，期货市场实际上起到的是“烫平”价格的效果，可惜的是这种说法在当时属于“非主流”。
线材期货将强制摘牌的消息传出后，市场资金对最后两个月的合约进行了疯狂炒作。在“末日轮”效应的刺激下，线材期货的价格开始走偏，最终演变成恶性逼仓事件，造成当月50万吨的巨量交割。
线材期货的摘牌对颜羽打击非常大。1995年下半年起，苏交所的主力品种变成了三夹板和红小豆，从那时候开始，颜羽觉得自己的工作没什么意思了。“操纵市场、蓄意投机的行为屡禁不止，那时，我称自己是跟魔鬼打交道的人。”
由于当时国内期货交易伊始，规则简陋、漏洞多，交易所必须不停地发文对规则进行修订和完善，但交易所每发一个文件都会为多头或空头增加一些砝码，有时交易所的管理行为客观上会影响价格的运行。
当年的很多摸索，都在后来的期货规则中都得以保留了下来。像防止大户操纵制度、交易编码制度、大户持仓报告制度，许多现在的风控措施都是从当年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这对颜羽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
争定价权：
我有一个梦想
“由于时差的关系，中国投资者当年在交易外盘期货品种的时候，只能挑灯夜战。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中国能做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期货合约，也让外国的投资者挑灯夜战做我们的交易品种！”
这段马丁路德金式的演讲发生在1997年。当时，时任苏州商品交易所总裁的颜羽应邀出席在香港召开的国际期货交易所联席会议，她发言的题目是《期货产品的合约选择和设计》。在颜羽看来，中国的期货交易所应当努力推出本国拥有独立定价权的期货品种，唯有这样，上市后的期货合约才会具有国际影响力。而钢材，无疑就是最符合上述标准的期货品种。
“今年我特别高兴，国务院颁布的金融30条里面，一下子把我当时提出的两个期货品种——钢材和稻谷全提到了。其实在1997年开会的时候，我就提出我们中国人能够做到争取独立定价权的，首先就是这两个期货品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交流还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