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起《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并没有因为报纸的关张而偃旗息鼓。随着一个个黑幕被揭开，可以看出，一些西方媒体为追逐利润，不惜侵犯人权、违反法律，而政府也与其暗中勾结，共同侵犯了公众的利益。
西方媒体习惯于把自己标榜为“人权卫士”，但事实上，其中一些媒体，尤其是小报往往不择手段以获取“独家新闻”，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英国只有7000万人口，但面向一般读者的全国性小报却有好几家，其中包括已经倒闭的《世界新闻报》、同属新闻集团的《太阳报》，以及《每日镜报》《每日星报》等。为了遏制发行量不断下滑的趋势，小报从业人员使出浑身解数寻找新闻线索，例如翻垃圾桶、非法侵入他人电子邮件账户等。美国媒体也不例外。《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编造多条虚假新闻的事件曾引起强烈震动。
虽然号称是“独立于政府的力量”，但西方媒体往往成为政府“隐性宣传”的工具。“窃听门”事件就曝光了卡梅伦政府与新闻集团高管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例如，卡梅伦组阁后在首相官邸接待的第一位媒体大佬正是默多克，他甚至一度让《世界新闻报》前主编库尔森担任自己的媒体主管。
丑闻迭出导致公众对西方媒体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民调显示，目前只有不到三成美国人表示对媒体“非常有信心”，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一比例曾高达54%。
“窃听门”事件的持续发展使警察调查不力、涉嫌有偿向记者提供信息等不当行为昭然于天下，导致警察局局长斯蒂芬森及其副手耶茨相继辞职。英国副首相克莱格表示，一旦公众开始丧失对警方的信任，情况就太严重了。
信任的流失源自监管的缺位。从英国的情况看，该国没有专门的报刊监管机构，主要靠行业自律。目前，改进和加强媒体监管在英国已成基本共识。
本网视点：“窃听门”事件应该不是孤立的。如果将近期大国博弈和各种事件连起来的话，我们会发现，大国之间的斗争已经不单单聚集在中东地区，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通过多种手段、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实现立体打击。或许在后默多克时代，关于“窃听门”会有新的、不同的解读，除了默多克本身的侵害公众权利之外。
